谦泰吉的新生
战争的创伤是深重的。新政权接手的是个烂摊子：经济困难，粮食匮乏，百业凋敝。
1949年10月的一天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庆锣鼓未歇，中共枝江县委书记李先兵就召集他的战友们谋划发展生产、保障供给，恢复经济的大计。在众人七嘴八舌中，他想到了江口。
他知道，江口的谦泰吉槽坊关门了，另有天成享、泰和义、陈化楠等12家小槽坊也举步维艰。枝江老百姓过日子，第一是吃饭，第二是喝酒。尤其是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，桌上总少不了酒水。“无酒不成席”是流传很久的习俗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市场。私人槽坊的生产满足不了供应，政府正好填补空白。再说，酿酒可是个高利润行业，政府应该拿在自己手中，一来可以解决部分失业者就业，二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，壮大自身实力。再则，老百姓有酒喝，会更加开心，更加拥护人民政府。总之，革命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（包括有酒喝）。
于是，我们看到，1949年10月中旬，即离枝江县人民政府成立不到5个月，离县人民政府将治所由江口迁到枝城后不到一个月，县政府就派干部到江口办起了“群利槽榨坊”，用的是前正街“田兴顺”槽坊的地方。槽坊酿酒，榨坊榨油，油香酒香混杂一处，在古老的江口镇飘溢起来。
这家由人民政府开办的厂子，使人们隐隐感觉到一种新气象新希望。值此之际，前谦泰吉的店员和工人也踊跃起来。由杨厚海、黄明斋、李世炳、江友德、张家义、张万美、万辉典等8人合股，开了一家名叫“维生公”的槽坊，意为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，生产自救，大家同心干。
有意思的是，维生公利用的是原谦泰吉的场地和设备，经理杨厚海及多数人都是原谦泰吉的店员和工人。黄明斋这位前谦泰吉掌柜先生重操旧业。李世炳、江友德两位谦泰吉大师傅则成了掌酢师傅。这支人马干得十分投入。他们把关闭了的店门重新打开，把停下来的灶火重新点燃，一时间前店算盘响，后坊烹酒香；购粮的购粮，卖酒的卖酒，竟有些重现谦泰吉当年辉煌的势头。
维生公营运了八个多月，又迎来新的变革。
烟、酒、盐，或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品，或属高利润行业，当年又都是紧缺物资，人民政府当然要加强管制，以利国计民生。1951年8月，枝江县副县长许强和税务局长许善斌来到江口，着手施行“对私营公司实行改造，对烟酒实行专卖”的新政。
许强他们的方案，就是将公营群利槽榨坊酿酒班和维生公合并，以谦泰吉槽坊为基地，成立公私合营枝江县江口酒厂；主管生产和财务的干部由国家委派。
维生公和群利槽榨坊的头儿不明白：他们的事情刚刚开了个头，为什么又来一个折腾？许强是刚刚由城关镇委书记提拔上去的，很有基层工作经验，很会做人的工作。他说，小槽坊变成大酒厂有什么不好？人家想进来都进不来呢。说实在一点吧，酿酒要粮食，去年沮漳河发大水，问安共和垸淹田7万亩，群众饿肚子，要弄粮食造酒很难。给你们交个底，粮食就要由国家统购统销了，到时候恐怕没有多少粮食供给私人槽坊，而公私合营的酒厂，粮食供应肯定是有保障的。公私合营是件大好事呀。
大家一听，这话说得实在，并且交了底啦，再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掌政以来，凡事都能够说到做到。不信你看，国民党喊禁毒，禁了多少年，市面上的鸦片馆越来越多。这新政权说要“禁土（烟土）消毒”，就动真的，来硬的，杀了几个烟土贩子，立马就把市面上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还有，共产党说要禁娼，一夜之间，胭脂巷的婊子便统通作鸟兽散了，政府还帮她们找男人成家帮她们找工作让她们自食其力呢。
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在鞭炮锣鼓的热闹中，“公私合营枝江县江口酒厂”的牌子挂在了谦泰吉店铺前。酒厂将谦泰吉北边临街店面辟为办公室，南边沿江后屋仍作生产作坊。 不多时日，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显现出来，公方保障粮食供应，解决部分流动资金。槽坊的掌酢师傅尽是镇上一流技术工人如江友德、李世炳、张宏圣等。优势资源在手，何愁厂子不活？那些个私营槽坊又哪里是竞争对手？识时务者立马找到公方代表要求合营。公方代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，合什么营呢？要不，干脆把你的槽坊卖给我们。私营槽坊的老板盘桓数日，算是想明白了：政府办的厂大着呢，趁早卖掉槽坊，多少能得些现钱。江口酒厂顺势而为，又购买了郑亚清、陈化楠、周茂林三家私营槽坊，分别取名为二、三、四分厂（实为生产车间）。
